中庸(5/6)
也。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，行而世为天下法，言而世为天下则。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。《诗》曰：“在彼无恶，在此无射，庶几夙夜，以永终誉。”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。传注之学，多谓三重接上下之意，此甚不然。盖言王天下之事者有三最重，有此三者，则可以寡过矣。何谓三重？下文征信、民从是矣。上焉者居富贵之地，虽有善，必当有征验于民，无征验不足为信矣。既已不信，则天下之民安能服从哉？固不从矣。“三重”者，言有征而可信，可信而民从是也。下焉者，居贫贱之位者也。既居贫贱，虽有善，亦当不失其自重之道可也。尊者如上文尊德性、尊其性之所自得，而重其所为也。虽有善，不自致其尊且重，则不信于外，不信则民弗从矣。居上而必欲有征者，乃是达则兼善天下也；居下而必欲尊者，乃是穷则独善其身也。
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。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覆帱。辟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
《中庸》论道，欲合天人、一精粗，使学者知精之由于粗，天之始于人，则用力而不为诞矣。故由夫妇之与知而极之于圣人之所不知，致曲之诚而极之于圣人之能化。故以仲尼之事实之，亦以其始之。稽前圣，法天地，而后至于与天地相似。由与天地相似而化之，遂至于与天地为一。尝观孔子之道，至于从心之妙，而本之于十五之志学；性与天道之不可闻，而本之于日用之文章。子思言道，则极于变化之诚，而其本自致曲之诚。孟子言道，则由仁之于父子而至于圣人之于天道后，由可欲之善而至于不可知之神。君子之教人，将使人之皆可为也，必使之由易以至难，而皆有用力之地。故起于夫妇之有余，而推之于圣人所不及，举天下之至易，而通之于至难，使天下其至难者与其至易者无异也。
唯天下至圣为能。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。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。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。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。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，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。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及蛮貊，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队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
聪明者，先聪明于己，而后聪明于天下。叡则《书》之“思曰睿”。知则《易》之“知周万物”。有聪明而无叡知以行则不可，《书》曰“无作聪明乱旧章”，独任聪明则乱旧章矣。故全此四者，然后可以有临于天下也。宽则宽大，裕则有余，温则温良，柔则《书》之“柔而立”是也。《易》曰“容保民无疆”，是有此四者，然后可以有容于天下也。发者遇事而发其端绪，强者若上文“强哉矫”之强，有执非“子莫”之谓，若“择善而固执之”之谓也；中者处中道，正者守之以正，守正而不处中道则不可，处中道而不守正亦不可，二者必在相须。足以有敬于天下，常人论敬，不过指敬鬼神、敬祭祀而言，未尝有言敬天下之民。此言圣人亦不敢轻天下之民也，能敬于民，民亦敬于上。文理者，人伦之理密谨严也。察，眀察也。虽有文理，不加密察，则制度文法必有乱于天下；既以谨严明察，则足以有别于天下，则天下之人亦自知有别矣。溥博者，广大也；渊泉者，深峻也。上能有此五者之德，而又上下能察乎天地，然须时而出之，若上文“君子时中”，又曰“时措之宜”是也。苟时可以温柔，而反用刚毅，则不可；时可以刚毅，而反用温柔，则亦不可。此言中庸之道，所贵者应时而已。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，肫肫其仁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。苟不固聪